蔡京简介个人资料（“六贼之首”蔡京）

蔡京，生于1074年，卒于1126年。字元长。北宋时兴化仙游（今属福建省蒲田）人。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进士。元祐元年(1086年）知开封府。司马光秉政，复差役法，以5日为限，同僚皆因时间紧迫而无法实施，独他如期完成，受到赞扬。绍圣初年(1095年），做了户部尚书。徽宗继位后，被罢免，便勾结宠幸的宦官童贯，谋求起用。崇宁元年，做了右仆射，后任太师。借新法之名，行苛政之实；倡"丰亨豫大"之说，贪加重剥削之力；排斥异己，窃国弄权；被称为"六贼"之首。钦宗继位，将其放逐岭南，途中于彰州病死，时年八十。

蔡京踏入政界之时，正值王安石变法之初。尽管反变法派顽固抵制和破坏，但变法派由于有宋神宗的支持，还是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，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进展。许多投机分子把变法视为进身之阶，便钻进了变法派的营垒。蔡京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他虽然在变法派中并不引人注目，但他却靠变法的外衣连连进身。先是做钱塘尉、舒州推官，继而升迁为尚书考功员外郎、起居郎。后官至中书舍人，改龙图阁待制，知开封府。

王安石实行变法，一个最顽固的对手就是司马光。司马光与王安石在神宗面前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，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。神宗未听，司马光也因此而不得重用。待到元丰八年（1084年）哲宗继位，高太皇太后听政，召司马光主国政，谋复旧制，废除新法，蔡京见反变法派卷土重来，重权在握，便摇身一变，投靠了司马光，成了元佑党人。

司马光主张恢复差役法，以5日为限。差役法就是派民户轮流做官府的徭役。王安石变法时，将差役改为雇役。五日内恢复旧法，同僚们无不感到时间紧迫，无法按期完成。蔡京审时度势，看出此事绝非一般时间问题，而是属于哪个营垒的重大问题。

于是，他格外卖力地推行差役法，态度坚决，措施强硬，"悉改畿县雇役，使得畿县无一违旨"，如期完成。为此，蔡京深受司马光的赏识。司马光说："使人人奉法如君，何不可行之有！"司马光想要重用蔡京，由于言官谏蔡京"挟邪坏法"，他不但没受到重用，反被赶出京师，出知成德军，改知瀛洲，旋迁成都。此时，谏官范祖禹又说蔡京不可重用，于是将其改为江淮荆浙发运使，又改知扬州。后来，他千方百计地取悦于反变法的元佑党人，又被迁升为龙图阁直学士，复知成都。

元佑八年（1093年），高太皇太后死了，宋哲宗亲政，立意继承神宗事业，改元绍圣。变法派在元右年间的被贬之臣，纷纷被重新起用。变法派的主要人物章惇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。已经投靠了元祐党人的蔡京，见变法派东山再起，又以自己曾属变法派而到处钻营，终于成为代理户部尚书。

章惇为了废除差役法，恢复王安石的雇役法，准备设置讲议的部门，但又犹犹豫豫，久而未决。蔡京瞅准时机，向章惇建议说："象熙宁年间那样施行就可以，何必再设讲议的部门呢？"促使章惇下定了决心，废差役而行雇役。毫无疑问，蔡京又得到了章惇的赏识。

元丰八年（1084年），司马光恢复差役法，蔡京曾一马当先，悉改畿县雇役，无一违者。"十年后，章惇重施雇役，蔡京又是首当其冲，"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，何以讲为？"蔡京可以由变法派投靠元枯党，转眼间又可以从变法派自居，真可谓朝秦暮楚，左右逢源。难怪当时就"识者有以见其奸"。

蔡京成了恢复新法的有功之臣，丞相章惇（dun)对其尤为器重，于绍圣二年（1095年），荐其为翰林学士侍读，修国史。并被委以重任，穷治同文馆狱。这个刑狱是专门用来审问元旧党官员的。

蔡京利用这个机会，首先拿文彦博之子文及甫问罪。之所以如此，显然是处心积虑的。因为文彦博历仕四朝，任将相50载，朝廷内外都有广泛的联系，文及甫事起，势必牵涉甚广。蔡京有意横生枝节，多方株连，结果是被罪者数千人。表面上，蔡京是卖力地清除元旧党；实际上，他是借机诛杀政敌，为其能够执掌朝政清除障碍。

然而，对于蔡京的行径，朝臣不能不愈来愈有所觉察。于是，纷纷上表论其恶，奏请贬其职。因此，徽宗即位之初（1101年）,便将其贬为端明、龙图两学士，知太原。

野心勃勃的蔡京，早就梦寐以求执掌朝政，岂肯离开朝廷？于是，他打起了皇太后的算盘，皇太后还真替他说了话，命皇帝留他继续修国史。过了几个月，谏官陈瑾论其交通近侍，蔡京又被改为知江宁。蔡京颇为快快不快，滞留京都，迟迟不到官所。御史陈次升、龚央等又复论其恶，因而被夺职，给其一个挂名闲职，"提举洞霄宫，居杭州"。

蔡京虽然远离了朝廷，但执掌权政之念并未泯灭。不久，善迎徽宗意图而获宠的宦官童贯，以供奉官之名到江浙一带访求书画奇巧。谪居的蔡京，不分昼夜地陪着童贯游玩，并且不惜重金贿赂童贯。童贯与其臭味相投，便竭力赞举蔡京。不仅蔡京所画的屏幢、扇带之类，而且蔡京高价收买另加题跋而充为己作的名人字画，童贯皆送往宫中，供徽宗玩赏。并借机赞誉蔡京很有才干，不应让其赋闲。徽宗对蔡京渐渐有了好感。与此同时，童贯又暗中指使太学博士范致虚为蔡京奔走活动。范致虚与左街録徐知常交好，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之殿，范致虚对徐知常说非蔡京当宰相不足以有为。于是，"宫委、宦官合为一词誉京"。徽宗的两耳贯满了对蔡京的溢美之词，真以为蔡京是难得的人才，便起用蔡京知定州，后徙大名府。

左丞相韩忠彦与右丞相曾布不和。曾布谋引蔡京自助，复用为学士承旨。徽宗有意继承神宗事业，重修熙宁、元丰政事。起居舍人邓洵武撰《爱莫能助图》以献，说欲承先帝事业，非用蔡京不可。徽宗遂决意起用蔡京。

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，韩忠彦和曾布相继罢相。7月，蔡京做了右丞相。制下之日，赐座延和殿，徽宗说："神宗创法立制，先帝继之，两遭变更，国是未定。朕欲上述父兄之志，臣何以教之？"蔡京把自己打扮成坚定的变法派，表示"愿尽死"。翌年正月，蔡京做了左丞相。

蔡京交通近侍，阿谀逢迎，终于实现了登堂拜相的阴谋。

王安石变法失败后，哲宗、徽宗都曾一度力图恢复新法，并分别改元"绍圣"、"崇宁"，以示继承先帝事业的决心。此举，称为"绍述"。

蔡京真的想要"绍述"吗？否！他不过是"阴托'绍述'，箝制天子"而已。也就是说，他以"绍述"为名，行己专权之实。

一、设置机构，强化自己的专权。蔡京入相不几日，便借用王安石设置三司条例司之事，设置了讲议司，自为提举，以其朋党吴居厚、王汉之等十余人为僚属。

据《宋史·官职一》载：三司条例司不过是"经画邦计，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"的机构，而讲议司的权力却要大得多。"取政事之大者，如宗室、冗官、国用、商旅、盐泽、赋调、尹牧，每一事以三人主之。凡所设置，皆由是出。"从而，全面控制了朝权。更有甚者，蔡京还在诏令上大作文章。按宋朝的国制，凡皇帝的诏令皆由中书门下议，然后命学士为之。到了蔡京掌权时，他怕"言者议己，故作御笔密进，而乞徽宗亲书以降，谓之御笔手诏，违者以违制坐之。事无巨细，皆托而行。"可见，皇帝的诏书实际上变成了他下达命令的工具。皇帝如此被他箱制，他也就愈发胆大妄为，有时竟伪造旨意，即便有人看出破绽，畏其权势，也不敢道明。正象史书所言："至有不类帝札者，群下皆莫敢言。"

二、培植亲信，结党营私。

"欲兵权士心皆归己"。蔡京入相后，终日唯恐丢掉宝座，所以，他便大力培植亲信，网罗党羽，"轻赐予以蠢国用，托爵禄从市私恩"。他把对己有用者，全都安插在重要岗位上，为他入相撰献《爱莫能助图》的邓洵武，他将其任为尚书右丞、中书侍郎（副相）。到了晚年，更甚，"即家为府，营进之徒，举集其门，输货童隶得美官，弃纪纲法纪为虚器。"因为他患失之心无所不至，所以他才千方百计地结党营私，使其"根株结盘，牢不可脱"。从他几次罢相，几次复官，就可看出他党羽的势力。

另外，他特别重视兵权。他升为左丞相的第二个月，为了控制兵权，同时也是为了报答童贯的提携之恩，便推荐童贯出任军事要职，先是做临军，继尔擢节度使。其后，宦官杨戬为彰化节度使，宦官梁师成竟为太尉。还特意将澶、郑、曹、拱四州建为四辅，各屯兵2万。用其姻昵为郡守，而且给禁卒加钱，使其用钱"骤增十倍"。之所以如此，无非使禁卒"以固结之","欲兵柄士心皆归己"。

三、排斥异已，置异已于死地而后快。

蔡京执政后，"元祐群臣贬窜死徙略尽"，可他犹未惬意。他因当年投靠司马光未被重用而恨之入骨，所以他将司马光列为奸党之首，将司马光等120名"奸党"的名字御书刻石，立于端礼门及各地官厅。

崇宁三年，蔡京又重定元祐、元符党人，共309人，其中包括曾布、章惇等，御书刻石于文德殿，蔡京手写刻石于各州县。凡入碑籍者皆遭迫害。

其实，入碑籍者并非都是元祐、元符旧党，象曾布、章惇就是新党，蔡京不过是挥舞着"列籍党人"这把杀手锏，扫除政敌而已。凡与其意不和者，他都要变本加利地予以惩治。提点淮东刑狱章縡见蔡京费用旧钞使得许多人竟至投水或自缢，便上奏这种作法误民，蔡京怒夺其官，并找借口尽陷其弟。陈瑞之子陈正汇上书告蔡京动摇东宫，蔡京将其黜置海岛。蔡京为了防范这些被降责之人相互联系而将来危及自己，还特意规定，凡在碑籍者，"皆锢其子孙，不得官京师及近畿"。蔡京所为，使得朝臣人人自危，具莫敢言，唯恐被列入元党籍，惨遭迫害。这也正是蔡京所希望的，以利他大权独揽。

蔡京老谋深算，在网罗党羽、排斥异己、籍制皇帝、巩固自己专权的同时，深深忧虑着潜伏的危机，唯恐皇帝和众臣识破其庐山真面目。于是，他又施展了另一手段，倡丰、亨、豫、大之说，用以迷惑人心。

何谓丰、亨、豫、大之说？简言之，其实质就是大肆侈费，恣行骄淫。宋徽宗本来就是个纵欲无度、崇尚游玩的轻佻天子，丰亨豫大之说自然合他心意。于是，上行下效，君臣们大兴土木，争相游玩，恣意侈费，挥霍无度。这也正是蔡京所期望的。君君臣臣，全都陷于骄奢淫佚之中，岂不更利于他掌握权柄？

一、花石之征。宋徽宗特别喜欢南方的奇花异石。蔡京投其所好，先在苏州、杭州设置了造作局，集中东南地区工匠数千人，制造象牙、犀角、玉石、金银、竹藤及雕刻、刺绣等工艺品，供应朝廷，一切物料皆取于民间。

崇宁四年（1105年），蔡京又设置苏杭应奉局，专门搜集奇花异石等珍贵物品，以船运往京师，号"花石纲"。为了办好此事而取悦于徽宗，蔡京特地找来苏州大商人朱冲、朱酌父子，专门承办这件事。并且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法，把朱氏父子的名字登记在童贯所管辖的军籍上，伪称有军功，授其官职，使其名正言顺地主管起苏杭应奉局。花石纲的征运，使富庶的东南遭受了连年的浩劫。有的卖儿鬻女，有的家破人亡，冤苦之声，号呼于野。

二、营造宫室。蔡京欲以宫室媚帝，便大兴土木，营造宫室。他入相的翌年，就修大内、创景灵宫等11殿及殿中，工程相当浩大。从此，制作营造之事愈来愈盛。政和二年（1112年）十二月，延福宫建成。政和三年（1113年）四月，营造保和殿。同月，建玉清和阳宫，政和五年（1115年）六月，建成三山河桥。同年八月，建筑明堂。政和七年（1117年）十二月，又开始了一项大工程，命户部侍郎孟揆揆于上清宝篆宫之东筑山。以象余杭之凤凰山，号曰"万岁"。历时五年余，宣和四年（1122年），万岁山筑成。后又不断增修，征运四方奇花异石，积累二十余年。如此大兴土木，少则日役万夫，多则役夫数十万，积年累月，岁岁不断，害得民不聊生，苦不堪言。

三、侈靡无度。徽宗不仅爱奇花异石，对声乐也格外喜欢，且喜时乐，厌旧声。蔡京为了满足徽宗，竟设置了一个庞大的音乐机构﹣﹣大晟府，以供徽宗享乐。蔡京还将其子蔡攸提举大晟府事，足见蔡京对这个机构的重视了。蔡京一再鼓吹："陛下当享天下之奉。"致使宫中的生活愈发靡烂不堪，居然演起秘戏，充斥了污秽的戏言浪语。更有甚者，还在宫中列为市肆，使宫女扮成茶女酒娘，皇帝竟扮成乞丐行于中间以取乐，通宵达旦，饮酒戏闹。堂堂的皇宫，竟然荒淫无耻到这种地步，实属罕见！

如此种种，蔡京使宋天子和群臣落入竟相奢淫的陷阱，自然政事日荒，蔡京的权力也就日益巩固、加强。不仅如此，蔡京还借机中饱私囊，大肆搜刮，以图丰己营私之利。

蔡京的生活也是极度腐朽的。皇帝有三宫六院，他也是姬妾成群，府内美女如云。他嗜喜鹑羹，每食一碗，竟杀鹑数百。如此骄奢，仅凭俸禄，自然无法支撑。于是，他便利用各种名目巧取豪夺。花石纲扰民最烈，然而并非所征花石全部进入了皇宫苑囿，而是大部分落入了蔡京之手，成了他的私产，他得到的要比皇帝得到的多。他打着皇帝的旗号征运花石，实则是肥了自己。这也未能满足他的贪欲之心，他又向百姓抛出了另一条绳索：生辰纲。他每年过生日，全国上下，大小官僚，都要争相送礼。尤其是各地方官，送的数量相当大，必须得组织专送，所以称为"纲"。生辰纲，名义上是吏僚所送，实则是民脂民膏。他大肆搜刮的金银珠宝堆积如山，财物无一计数，拥有的土地竟达50万亩以上。

蔡京的倡"丰亨豫大"之说，确实达到了他的预期目的：一则迷惑人主，固其专权；二则借机搜刮，丰已营私。

蔡京的奸佞行径，并非始终是畅通无阻的，也曾遇到抵制和反击。

蔡京于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入相，崇宁五年（1106年）二月，被罢为中太一宫史。

大观元年（1107年）正月，复相。大观三年（1109年）六月，再罢为太一宫史。

政和元年（1111年）八月，复为太子太师；政和六年（1116年）四月，"诏蔡京三日一朝，正公相位"。宣和二年（1120年）,罢相。

宣和六年（1124年），复领三省事，再相。

蔡京三次罢相，足可看出他已民心大丧。然而，他居然能四次复出，亦足可看出他奸诈凶谲，在朝中颇具势力。然而，待他四当国政之时，已今非昔比，朝野怨愤，交论其恶。宋徽宗被迫勒蔡京致仕。

宣和七年（1125年），金兵迫近开封，徽宗仓皇传位给钦宗。钦宗即位，边遽日急，蔡京"尽室南下，以自全计"。这时，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次太学生运动，即：陈东率太学生伏阙上书，历数蔡京等六人之罪，请诛六贼，以谢天下。侍御史孙规等极疏蔡京奸恶。朝野称蔡京为六贼之首（"六贼"为蔡京、朱酌、王黼、李彦、童贯、梁师成）。于是，蔡京被"以秘书监分司南京，连贬崇信、庆远军节度副使，衡州安置，又徙韶，俯二州。行至潭州死，年八十。"

蔡京虽"谴死道路，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"，足见其民怨至深。岂止是民怨呢？就连皇帝"亦知其奸"。然而，蔡京何以重权在握，"卒至宗社之祸"呢？其一，蔡京"天资凶谲，舞智御人"。对下，贤臣贬窜，对上，箱制天子。其二，"为固位计","无复廉耻"。皇帝也曾多次选择与其不和者共同执政，以约束蔡京。然而，蔡京"每闻退免，辄入见祈哀"，甚至"蒲伏扣头"，终于多次使皇帝回心转意，对其重用。其三，"根株结盘，牢牢不脱。"蔡京患失之心无所不至，所以他大搞结党营私，其爪牙布满四方，其朋党在朝中盘根错节，势力猖獗。

《宋稗类钞》记载，北宋时曾盛行一首民谣："打了筒（童，指童贯），泼了菜（蔡，指蔡京），便是人间好世界。"蔡京终于被"泼"了，但其祸根已种下，人们并未看到好世界，而看到的只能,是两年后北宋王朝的灭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