字斟句酌，探源发微

【我是这样做学问的】

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，考入位于老家大连的辽宁师范学院。

教我们古代汉语的郭栋，年届六旬，真诚耿直。我在课上学了王力主编的《古代汉语》，其中文选有扬雄《解嘲》：“乘雁集不为之多，双凫飞不为之少。”注释是：“乘雁，一只雁。据王念孙说。”不久，我在《中国语文》上看到赵振铎评价王念孙《广雅疏证》的文章，指出“乘”有“二”义是王念孙的一大贡献，例子同样是“乘雁集”。我很疑惑：“乘雁集”到底是一雁集还是二雁集？当时，学校图书馆查不到王念孙的著作，我多方打听，终于在大连市图书馆古籍部找到了线装本的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和《广雅疏证》，但规定不能复印、不能外借，我只好天天去那里抄书。

我发现，王念孙的观点是：“乘之为数，其训不疑”，共有一、二、四这样三个含义，一个词怎么能有三个数量含义？我把王念孙作为根据的古书原文都找来阅读，逐条分析，最终认定“乘”只能有“四”这一个数量含义，来源是“一车四马为之乘”。更为直接的证据是《左传·昭公二十九年》记载：“及有夏孔甲，扰于有帝，帝赐之乘龙，河汉各二，各有雌雄。”杜预注“合为四”。这段文字及注疏都十分清楚地说明“乘龙”就是四条龙，且只能是四，多了，少了，都不能“河汉各二”。这应当是“乘”字含义最直接的证据。我兴奋极了，于是写了小文《王念孙“乘”字说浅论》。

作业交上去一周，古汉语课上，郭栋举着一个用晒图纸缝起来的本子说：“这是谁的作业？没写名字。”全班无声，我抬头一看，正是我在家父用过的工程画图纸的背面写的作业，阶梯教室里近百人，我是独一份用这样的作业本，便慌忙站起来认领。郭栋示意我坐下，开始了对我这篇稚嫩文章的仔细讲解。我的心一直突突跳着，没想到老师竟用了整整一节课，讲这篇小文的可贵之处：不迷信王念孙这样的大学者，从古书中搜寻大量例证。要知道，那时候没有电脑，没有索引，每个例子都是自己读到的。郭栋最后一句话是：“后生可畏！”一下子，我这个不起眼的小女生受到了老师的鼓励和大家的关注。我想：今后就学习古汉语吧，或许可以学出点名堂来。

1982年秋天，我考入杭州大学攻读汉语史硕士研究生。导师郭在贻最赞赏的是“发明派”，他反复引用前人的说法：研究出一个字词的含义就像发现天上的一颗星星。这给我很深的印象，我希望自己也成为“发明派”。蒋礼鸿是郭在贻十分尊崇的老师和前辈，自然更赢得了我们晚辈的景仰。蒋礼鸿有一句名言：“三十年前好用功。”就是人生要抓住年轻的时光好好读书。我在读研期间，阅读了大量传统文献，比如一个学期专门看汉代的文献，或者几个月专门读宋人笔记，这为我的古汉语研究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。

毕业后，我留在古籍所工作，1989年跟随姜亮夫攻读在职博士生。姜亮夫主张读原著：“读诗先不看诗话，读词先不看词话，实质上就是说，不看杂书，而是先把原书读通。”姜亮夫还有一句关于读书方法的名言：“读基础书就像在大池里栽个桩，桩子栽得稳，栽得深，满塘的浮萍、百草都会与桩子牵上，乃至水里的小动物，也属于这杆桩子了。”后来读姜《自述》，才知道这是他早年的导师林山腴、龚向农的话。姜亮夫、蒋礼鸿、郭在贻的主张给了我很大的影响，我希望沿着他们指引的为学路子走。

俗话说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我在研究中最深切的体会是，语言研究要有悟性。我在与丈夫方一新教授共同撰写我们合作的第一部著作《中古汉语语词例释》时，分工负责《齐民要术》的词语考释，常常看到书中记载“用肥鹅鸭肉，浑煮”“大者中破（按：破，剖也）,小者浑用”“沸，乃浑下鱼。葱白浑用”，意思是鸭鹅整个煮，整条鱼、整根葱下锅不切段。“浑”作“整个”解，除《齐民要术》外，其他典籍不多见。我突然想，我们常说“囫囵吞枣”，“囫囵”就应当是“浑”的缓读，或者说“囫囵”就应当是“浑”的反切。我意识到，这是古人运用文字的一个游戏，也是创造双音词的一个特殊手段。在讨论“首鼠两端”时，我也运用了这样的思路，认为“首鼠两端”就是“持两端”的另一种表达方式。“踌躇（踟蹰）两端”“迟疑两端”其实就是“持两端”的扩展形式，再加上古人听音为字和善于形象化记录的认知习惯，“踟蹰”等就变成形象可感的“首鼠”了。未必声韵密合，只要读音近似，就有产生这种语词的可能，我在研究中看到了古人运用语言时活泼幽默的一面。

同时，语言研究要有探源精神。敦煌变文中有“鞭耻”一词，很多研究者都认为“耻”是一个误字，有人改为“鞭笞”“鞭叱”“鞭打”“鞭辄”等，含义都对，但都“言人人殊”。蒋礼鸿很谨慎，说：“应该怎样写才算本字，现在还不能确定。”为什么是误字？无人提及。我的突破口是发现了“鞭辱”一词，人们都不认为是误字。“耻辱”同义，为什么“鞭耻”误而“鞭辱”就不误呢？我继续比较，发现除“鞭辱”外，还有“笞辱”“捶辱”“楚辱”“挞辱”“殴辱”“刑辱”“剥辱”“袭辱”“执辱”等一系列双音词，但这些双音词都是只用“辱”而没有与“耻”结合者，为什么呢？原来与“鞭”结合的语素都是外动词，自然不与内动词“耻”结合，“鞭耻”看上去不顺眼，根本原因是内动词“耻”不能与外动词“鞭”组合，大家凭语感判断这两个语素不能组合，却未能说明原因。据此，我得出一个结论：内动词与外动词不能组合。但是“鞭耻”出现于俗文学作品中，而且几次出现，证明这是文字修养不高者的行文不谨（行文不规范）造成的，我们要允许这种现象的存在，没必要替古人修改作文。这使我对待古代文献的态度发生了改变：古今一理，今人犯的毛病古人也同样会犯，不能要求篇篇都是经典范文。因而打通古今汉语，也成为我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。

语言研究更要有历史观。根据不同历史时期语言的特点，我与方一新一道提出了“中古汉语”这一汉语史分期主张。沿着这个思路，我们不仅完成了《中古汉语语词例释》《中古汉语读本》，我还积多年努力，完成了近百万字的《中古汉语词汇史》。现在“中古汉语”的概念已被学界广泛接受，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已成功举办了十四届。

古代汉语研究是打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，我在研究中越来越感悟到先民造字、用词都遵循着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规律，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系统性。

我为能一辈子从事汉语研究工作而自豪。

（作者：王云路，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、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，本报记者张胜采访整理）